72歲的年紀,于多數(shù)人是含飴弄孫、安享晚年的時光,于作家高建群而言,卻是“抓住生命最后的尾巴”深耕文學的黃金期。這位從陜北大地走出,惦念故鄉(xiāng)臨潼的作家,以四十余年磨一劍的執(zhí)著、對歷史的深沉叩問、對時代的敏銳回應,在晚年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創(chuàng)作答卷——從斬獲中宣部、教育部重大選題的《中亞往事》,到鋪展絲綢之路文明長卷的《絲綢之路千問千答》,再到收錄隨筆、序言的《一場秋風老少年》《第二次成長》,每一部作品都是他與歷史對話、與世界對話、與自我對話的見證。而他在《把歷史交還給歷史》一文中袒露的歷史觀,更如一把鑰匙,解鎖了其創(chuàng)作深處的精神內(nèi)核:不盲從正史的粉飾,不簡化人性的復雜,以文學的溫度與理性,讓歷史回歸本真。

高建群在延安日報社工作時期
創(chuàng)作版圖:從四十余年沉淀到應時而動的文學堅守
著名文藝評論家閻綱先生曾盛贊“高建群是一位馬拉松運動員式的作家……”高建群的創(chuàng)作,從來不是“速成”的產(chǎn)物,而是時間與心血的淬煉。長篇小說《中亞往事》被他視作“用了四十年時間完成的一部與世界文學對話的作品”,這份漫長的創(chuàng)作周期,本身就是對文學信仰的致敬。
四十年間,他或許無數(shù)次穿行于中亞的歷史典籍與現(xiàn)實圖景中,從王朝更迭的風云到文明交融的細節(jié),從個體命運的浮沉到地域文化的肌理,皆被納入筆端。這部作品最終入選中宣部、教育部重大選題,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,不僅印證了其題材的重大性與思想的深度,更實現(xiàn)了他“與世界文學對話”的初衷——中亞作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樞紐,其歷史故事既是中國的,也是人類共同的文明記憶,高建群以文學為橋,讓這份記憶在世界視野中煥發(fā)新生。
如果說《中亞往事》是歷史縱深的沉淀,那么四年前完成的《絲綢之路千問千答》(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)則是文化廣度的鋪展。這部絲綢之路史詩,跳出了單一的歷史敘事,轉(zhuǎn)而以“千問千答”的形式,挖掘絲綢之路沿線的文明密碼:駝鈴悠揚的商道、不同族群的交融、科技文化的傳播……高建群沒有將絲綢之路寫成枯燥的史料匯編,而是賦予其文學的靈動——或許有鮮活的人物故事,有可感的時代氛圍,讓這條古老的道路從歷史深處走來,成為連接過去與當下的文化紐帶。
除了宏大的歷史題材,高建群亦“應時代而動”,寫下大量隨筆與序言,收錄于《一場秋風老少年》《第二次成長》等書中。這些文字褪去了史詩的厚重,多了幾分煙火氣與人生智慧。“一場秋風老少年”,書名便透著歲月沉淀后的通透——既有對時光流逝的感慨,也有不失少年氣的赤誠;“第二次成長”則暗含著對自我的不斷審視與突破。這些隨筆,或是對生活的觀察,或是對文學的思考,或是對友人的寄語,皆如涓涓細流,映照出他作為作家的細膩與溫度,也證明他從未脫離當下,始終以敏銳的感知與時代同頻。

歷史觀照:“把歷史交還給歷史”的文學實踐
在為友人于夫《沖冠一怒為紅顏》所作的序言《把歷史交還給歷史》中,高建群拋出了一個深刻的觀點:“歷史沒有真相。那些史學家們言之鑿鑿地為我們所提供的歷史記錄、碑刻文化,大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實的,而另外的、大約剩下的三分之一是謬誤,三分之一則是有意而為之的粉飾。”這番話并非對歷史的虛無,而是對歷史復雜性的清醒認知——他認可人類“鉤沉”歷史的好奇心,更推崇以文學的方式還原歷史的“真”。
他格外贊同巴爾扎克“歷史是釘子,在上面掛我的小說”的創(chuàng)作理念,認為《三國演義》較之《三國志》、《西游記》較之《大唐西域記》更具廣泛影響力,正是因為“演義”類作品能以個人化的視角,展現(xiàn)歷史的藝術性與社會性,“更見其真”。這種理念,貫穿于他對他人作品的評價,也融入自身的創(chuàng)作實踐。在評價《沖冠一怒為紅顏》時,他肯定于夫“不戲說、不編造”,尊重“歷史的釘子”,同時贊賞其對皇太極即位之謎、陳圓圓失蹤之謎等“千古之謎”的獨到解讀——“雖非定論,卻成一家之言”;更認可于夫?qū)v史人物的刻畫:不將熊廷弼、盧象升等民族英雄神化,不將魏忠賢、客氏等奸臣臉譜化,更不將吳三桂、李自成簡單貼上“漢奸”“英雄”的標簽,而是“還原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”。
這份對歷史人物多面性的尊重,正是高建群自身創(chuàng)作的準則。無論是《中亞往事》中可能涉及的歷史人物,還是《絲綢之路千問千答》中穿梭于商道的個體,他都不會用非黑即白的邏輯去評判,而是將其置于具體的歷史語境中,展現(xiàn)其人性的復雜與選擇的無奈。這種“把歷史交還給歷史”的堅守,讓他的作品超越了簡單的歷史敘事,成為對人性、對文明的深度思考。

文學傳播:跨域?qū)υ捴械奈幕瘍r值
高建群的文學影響力,早已突破地域與語言的邊界。他的作品被翻譯家們譯成多種外文出版,讓中國的歷史故事、文化記憶走向世界;臺灣出版家更以繁體豎排的形式,推出他的六本代表作,如今又將《中亞往事》《絲綢之路千問千答》納入其中——這種“雙向奔赴”的傳播,不僅是對他文學造詣的認可,更證明了他筆下的題材具有超越時空的共通價值。
《中亞往事》關注的中亞文明,《絲綢之路千問千答》展現(xiàn)的絲路精神,本身就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篇章。高建群以中國作家的視角,挖掘這些題材中的文化內(nèi)涵,既守護了中國的文化根脈,也為世界文學提供了獨特的東方敘事。當他的文字在不同語言、不同地域的讀者心中激起共鳴時,“與世界文學對話”的初心便有了最生動的注腳。
文人本色:疏離應酬與純粹的創(chuàng)作定力
在當下熱鬧的文壇語境中,高建群的“不善交際”顯得格外清醒。他坦言“這些年和中國作協(xié)機關基本沒有來往”,唯一的交際,是與鐵凝、高洪波等四十年老友偶發(fā)的短信——“憶憶舊事,說個老話”。這份疏離,并非孤傲,而是對創(chuàng)作純粹性的守護。
他不追逐文壇的喧囂,不參與無謂的應酬,將所有的精力都傾注于筆端。于他而言,文學不是獲取名利的工具,不是融入圈子的敲門磚,而是與歷史對話、與自我對話的唯一通道。這種“向內(nèi)求索”的姿態(tài),恰是當下文壇稀缺的定力——當許多人追求流量與速成時,他依然堅守“十年磨一劍”的耐心;當圈子文化盛行時,他依然保持文人的本真。這份純粹,讓他的文字少了浮躁,多了深沉,也讓他的創(chuàng)作始終扎根于歷史與人性的土壤。
如今72歲的高建群,依然在文學的道路上前行。他的晚年創(chuàng)作,不是夕陽余暉的點綴,而是一位文學老兵對使命的堅守——以四十年的沉淀書寫歷史,以敏銳的感知回應時代,以理性的思考還原真相。他用作品告訴我們:文學的價值,在于對歷史的敬畏,對人性的洞察,對初心的堅守。而“把歷史交還給歷史”,不僅是他的歷史觀,更是他留給當下文壇的啟示:唯有沉下心來,直面歷史的復雜,擁抱人性的多樣,才能創(chuàng)作出真正有厚度、有溫度、有力量的作品。
這位晚年執(zhí)劍的作家,終將以他的文字,在文學史上留下屬于自己的印記——不是因為喧囂,而是因為深沉。 |